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长三角走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新路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之一，在中国乃至全球经贸发展中都扮演关键角色。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受疫情冲击和逆全球化浪潮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挑战。今年以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广受关注。长三角地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示范引领位置，其区域一体化发展对于形成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相对于一些大而不强、连而不聚的经济功能区，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较快，通过自发自觉的区域协同发展，走出了一条区域一体化发展新路。这使国家在2019年将长三角地区自下而上的自发一体化上升为自上而下的一体化国家战略，进一步突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公共服务的便利共享对区域一体化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喜人，但是该地区在一体化的升级版上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规划纲要》特别指出，“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跨区域共建共享共保共治机制尚不健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与此同时，“阻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政壁垒仍未完全打破，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很重要。三省一市要利用长三角地区合作机制在一体化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这包括强化医疗卫生物资储备，推进实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和“同城待遇”。在区域一体化中，基本公共服务的便利共享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政策协同的“牛鼻子”。只有在基本公共服务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实现“1+1>2”的协同效应，避免出现重复建设、以邻为壑、相互拆台和恶性竞争等问题。这是因为公共交通、公共住房、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各个城市单打独斗和另起炉灶地发展，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和效率损失，而城市之间分工合作和协同共享则可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益最大化。比如，在城市保障性住房领域，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之间有较强的协同发展空间。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土地供应紧张，难以为市民提供充足的公租房和共有产权房。相对来说，长三角地区的三四线城市土地供应充足，房价和房租也较低，市民可以借助城际铁路等交通模式解决职住分离问题。如果能够打破行政区的体制壁垒，按照都市圈和城市群来规划保障性住房建设，在这些城市之间形成保障性住房联动机制，那么就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财政补贴等方式为市民提供保障性住房，并进一步强化这些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一体化。近期，住房领域的一体化在长三角地区有了新进展。2020年8月20日，一市三省住建部门共同签署了《长三角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这将使长三角地区的住房公积金在信息、业务管理、服务、人才等领域实质性合作，推动长三角公积金异地贷款缴存使用证明项目和长三角购房提取异常警示项目等便民措施。

长三角一体化对中国和全球的示范引领意义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义不仅限于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是对中国乃至全球区域一体化都有较强的示范引领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发展经验就是先富带动后富，发达地区引领欠发达地区协同发展，逐步破解不均衡不充分发展问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本身就是鲜明的例证，这反映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版图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使包邮区不断扩大，让越来越多的城市享受“一卡通”和“同城待遇”。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复制推广到更多地区，使不同区域之间能够和谐共振地共同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更高和更深层次的治理意蕴。与此同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中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则提供了其他路径选择。这些区域发展战略之间相互配合，将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并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路径选择。这些区域发展战略之间取长补短和齐头并进的相互竞争，也为更好地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并加快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样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