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刚刚发布。我国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国人口（包括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状况》数据计算，这一增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

没有人口，就没有经济活动。

从房地产、汽车、餐饮、日用消费市场，到人口、教育、医疗、养老政策，都将以此次公布的人口数据为基准，重新校准坐标，寻找最优解。

老龄化程度进入了哪个阶段，城镇化达到了什么水平，亿万人口流动背后是怎样的经济版图变迁……此次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回答这些焦点问题的关键。

根据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和人口专家分析，南方经济智库整理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四个长期趋势。

趋势一：人口进入低增长“平台期”，减轻生育负担成政策重点

公报发布前，部分网友猜测，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走低，人口增速将显著下滑，总人口或难以突破14亿。

实际人口形势好于这种预期：全国常住人口为14.1178亿，相比2010年的13.3972亿人，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这样较为平稳的人口增长，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让2014-2017年出生人口快速回升，其中2017年出生人口中有一半都是二孩；

其二，人口预期寿命持续提高，更长寿，每年死亡人数相应下降，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人口增长态势也就得以保持。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可以高枕无忧。

要看到，我国人口增长模式确实发生了快速转变，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发展阶段。从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国经验来看，这种趋势几乎是不可逆的。

人口增速降低的背后是经济、社会、文化整体变化。

城市化水平超过60%，适龄的年轻人口上大学比例超过50%，社会保障越来越完善，养育孩子成本不断上升，育龄妇女就业占比较高——这些变化都指向同一个后果：生育意愿降低、成本提高，无时间无精力养育更多子女。

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育龄妇女生育率和出生人口就在快速回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又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住院分娩担忧，进一步降低了生育意愿。

换言之，疫情从客观上加速了部分领域的创新活动，但也加快了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

如何应对？

生育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调整，落地推进也往往需要一代甚至两三代人，才能逐渐显露出效果。从全国“十四五”规划来看，目前的政策走向，更侧重于减轻生育负担，完善配套制度上。这些政策将如何、何时落地？生育政策又会否进行调整？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趋势二：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增加，就业矛盾呈现结构性

随着人口增速的下降，“以量取胜”的人口红利逐渐让位于“人才红利”。

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

回过头看，1999年开启的大学扩招，其重要性或许被很多人低估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只有413万人，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迅速攀升到2144.7万，10年间增长了超过4倍。

巧合的是，大学扩招开始的2年后，中国正式入世，开启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带来对高学历人才的巨大需求，从而造就了过去20年间“人口红利+大基建+大产业+城市化”的巨大飞跃。

下一个5年、15年，在人口增速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人口素质、释放人才红利至关重要。

对于个人来说，关键在于认识乃至预判行业趋势，并不断提升职业竞争力。

一方面，16-59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会有所减少，一定程度上会减轻就业总量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创新，机器换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将缓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普工短缺的问题。

然而，与之同时出现的，是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带来对高层次研发人员、高技能工人和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需求增加，部分高校毕业生、大龄低技能劳动者难以跟上市场变化，也就难以在市场上找到满意岗位，从而造成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当然，这种矛盾的化解绝不能仅仅依靠个人努力，那样只会加深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绪，导致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下降，必须尽快打造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福利机制，减轻短期失业和接受再教育期间的生活负担。

趋势三：老龄化发展速度加快，低端产业要么转型要么淘汰

与人口增长变慢同步的，是老龄化的不断加深。未来30年，“未富先老”或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公报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18.70%，比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0%，上升4.6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国每5.35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特殊性还在于：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大。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二是老龄化进程加快。近几年，随着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步入老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三是城乡人口老龄化不均衡。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

四是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进一步加大。

因此，更要在清醒认识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研究优化生育政策各种方案的利弊和风险，兼顾当前与长远，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还要看到，过低的生育水平会使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并带来更多的链式反应：

——医疗、养老等公共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体系将承受更大支付压力，倒逼延迟退休落地，更多养老金融产品推向市场；

——汽车、住房等领域将加速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对交易参与者的专业要求将显著提升，银发经济成为重要细分市场；

——从全国总体看，主要依靠人口红利的低端产业面临加速淘汰，低水平投资带来的边际效益提升将迅速下滑甚至转为负值；

——吸引高学历、高素质年轻人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首要课题，如何协调统筹，将是14亿人口超大国家推进现代化治理的艰巨挑战。

趋势四：人口涌向江海边的城市群，公共服务正打破行政边界

哪里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哪里的发展就更有前景。

从人口迁移流动情况看，人口流动仍然活跃，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强。全国流动人口为375816759人，比2010年增加154390107人，增长69.73%。

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主要城市群集聚度加大。

广东、浙江、江苏分列10年间人口增长最多的三个省份，分别增加2171万人、1014万人、609万人。

从全国看，有两个趋势看似“相背而行”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在沿海经济带继续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同时，“强省会”为代表的若干中部城市快速崛起，成为吸引大量周边人口集聚的新趋势。

这也体现在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上。除了西藏、青海和新疆之外，广东常住人口最为“年轻”，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只有12.35%，比全国平均低了6.35个百分点。

这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是经济要素的“聚宝盆”，也就机会多多，形成对人口吸引的正向循环，另一方面，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出台，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高铁高速交通网络日益完善，也推动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合理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和效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超大城市发展，一方面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和需要面对的问题。

比如，此次调查就显示，由于很多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已全面覆盖未落户常住人口，不用落户就可享受市民待遇，从而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意愿在下降。

将户口作为提供公共服务、谋划经济发展主要依据的做法正在变得不合时宜，也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扬弃。

从安徽、江苏共建“南京都市圈”，到广东建设涵盖21个城市的五大都市圈，都可以看到这些区域打破行政区划藩篱的努力。让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主动贴近、适应现代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的复杂网络，适应居民流动的客观需求，这既是大势所趋，又对“数字政府”建设和深化改革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直面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发现新的需求，倒逼供给变化、制度变革，从而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质量“上坡”——这或许就是此次人口数据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